映象新闻

如果设立的依据是公法，则推定为公法人，如果设立的依据是私法，则需要进一步依据其他的标准判别。

另一方面，就国家与族群集团的关系看，国家充当着族群集团之间矛盾纠纷的仲裁者角色地位，同时，国家当然也面临着某一族群集团、甚至多个族群集团联合起来要挟和对抗国家、造成国家分裂的风险。最后，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一方面，在非民主制度时代，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国家不得不在某个具体的族群集团内部对其个体成员进行进一步划分（或者尊重族群集团内部的划分），将个体成员划分为族群集团的上层阶层（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并通过族群集团的精英阶层统治该族群集团的普通民众。

（一）民族事务治理的国家→族群集团→个体模式及其弊病 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与国家合而为一，民族即国家，国家即民族，因而构成民族的个体同时也是国家的公民。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内涵：法律文本中的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 准确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宪制内涵，首先必须准确理解中文民族一词在法律上的指称。由于中文民族一词在宪法和法律上存在广狭两层含义，中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族-国家，与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不矛盾。（3）在民族互助上，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宪法》第4条第一款），等等。另一个是广义的民族概念，即中华民族意义上的民族，除了直接用中华民族一词外，它通常也以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民族经济等词组进行表达。

即使某一涉及所谓民族因素的具体个案，的确由于民族因素引发的法律是非，也完全可以（也应当）通过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甚至刑事制裁机制纳入到法治化轨道加以处置，比如《刑法》（2020年修正）第249条规定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第250条规定的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第251条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等。二是在国家的法律规范秩序上，作为由法律治理的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作依赖于一套奠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础之上的、具有层级构造特征、协调一致的法律规范。人权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尤其关注和凸显国家对于保障和实现人的尊严所负有的义务，这种尊严是基于人自身的地位产生的，而非针对某种社会身份或者特定的有才华和有能力的人。

[2]第二，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说。虽然我国社会的整体性别平等意识不断提高，但针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仍未消失，贬损女性形象、固化女性传统家庭角色等现象依然存在。该观点认为母亲受国家的保护是宪法直接规定的一项社会权。[3]国家应该针对妇女、母亲等特定身份的弱者，实行倾斜保护，提供一定机会和物质帮助，给予他们特别的关怀与救助，补足其因为生理特征引起的劣势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另一方面，即便具有生育意愿的女性，面对职场压力和工作与生养的冲突，也会选择性逃避。莎妮·奥加德教授（ Shani Orgad）曾在《回归家庭：家庭、事业和难以实现的平等》一书中，勾勒出母亲形象演变的历史脉络：20世纪50、60年代，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将妇女推入厨房，使她们放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成为俘虏式妻子。

即便是承担了母职责任的女性，也享有与男性同样的权利。[60] 参见王理万：《就业性别歧视案件的司法审查基准重构》，载《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2期，第65页。[58]其二，完善反就业歧视立法，界定就业性别平等的具体内容，保障女性的工作权。我国《宪法》《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母婴保健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均有专门针对女性权利的相关规定，共同构成女性权利保障的法律规范体系。

人身支配关系已经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独立的身份伦理。摘要:  女性权利是经由国际人权公约所确认并得到各国宪法和法律广泛吸收的重要人权。特别是鼓励生育三孩的背景下，减少家务劳动对女性发展的束缚，为女性在社会领域和家庭领域发挥作用提供保障，需要更精细化的制度设计。这一过程必然会给女性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

[41]这意味着要通过制定家庭友好型的照料政策，来平衡有酬工作和家庭照顾责任的两难困境，推动家庭发展的能力建设，也需要突破传统的刻板性别定型，塑造多元化的社会性别文化，释放仅女性独自承担家庭照料的压力。女性权利国家义务则是基本权利国家义务体系在该主体权利保护领域的运用。

女性生育权保障是促进人口生育政策具体落实的基础。[51] 邓海娟：《健康权的国家义务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在传统的认知中，拥有母亲这一身份的女性需要担负更多在生育和抚养子女等方面的责任，这就导致女性会因为这一角色在自我发展和价值实现上面临更多现实阻碍，在诸如职业自由、健康权等权利的实现上也面临更多限制。其一，完善妇幼保健服务体系并增加服务供给，强化对女性生育权和健康权保障。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女性在求职和后续的职业发展中本就处于弱势地位，已然未能与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三孩政策可能会使上述状况雪上加霜，让女性劳动者的工作权保障面临更大挑战，主要表现在入职和晋升等方面。这种全能母亲的形象符合国家发展的需求，但却掩盖了女性在双重负担下的困难挣扎。这一内涵将自然血缘关系中的母亲和拟制血亲关系中的母亲共同包括起来，并建构起一个以母亲子女关系为中心的保障制度。其综合性以及体系性的面向相对于各项具体权利而言，所体现出的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于人权更加全面的认同和保护。

[35]工作权属于社会经济权利，体现出受益权的积极面向，需要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尊重和保护。[37] 汪习根、占红沣：《女性发展权及其法律保障》，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第78-80页。

例如，在立法规定中，母亲的内涵包含法律拟制的抚养关系而生成的特殊家庭身份。其二，生育行为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会造成极大影响甚至危害，因此对其身体健康权的关注理应成为重点。

因此，在男性主导的立法环节中，要更新决策者的立法理念，提升其对于法律和政策的性别分析能力，审视、反思和改善现有法律规定中的不足。人格平等是男女平等的基础和逻辑起点。

其三，采用灵活的制度安排，鼓励男性参与育儿照料并分担家庭照料责任，提升女性的家庭地位和话语权。现代法治尊重并保障女性自主选择其身份，也从规范和保障的角度，对拥有该身份者赋予权利，并课以义务。关键词:  女性权利 人权 母亲 三孩生育政策 国家义务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三孩生育政策逐步推进。其四，女性在家庭领域的平等权保障同样值得关注。

[16]有学者认为，如果将对女性身体健康的关注分为平时保护、经期保护、孕期保护、产期保护、哺乳期保护和更年期保护等六个时段，那么对于生育这一直接使女性拥有母亲身份的行为应该包括孕期保护、产期保护、哺乳期保护。因此，对于女性健康权的保障不仅需要提供一般的健康服务，还要考虑其因其生理和心理特征所产生的特殊需求。

一般对于单身母亲的界定主要包括因未婚生育、离婚或者寡居，在不再婚的情况下独自哺育抚养子女的母亲。[43]女性的身份是双重的，除了具备作为与男性同质的人应有的权利赋予，还需要有与男性异质的女性自我发展的特殊保障。

五、统筹三孩政策实施和女性权利保护的建议 三孩政策的顶层设计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人口状况，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母亲的外延界限不受同位置其他成分的束缚，其身份也并不以前述的婚姻关系作为基础，非婚生育的母亲权利同样受到法律保护。

例如，女性基于其生理特征而承担了更多社会人口再生产的义务，应该充分肯定生育的社会价值，根据其需要以具体形式的补偿和责任分担作为补充，寻求实现男女平等的现实道路与合理平衡。朱锋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释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11] 参见李桂梅：《全面二孩政策的社会性别伦理探析》，载《伦理学研究》2020年第5期，第122-123页。[42] 参见李桂燕：《全面二孩政策下男性参与家庭照料的困境与路径》，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20页。

上述规定对于保护女性免于过重劳动和实现男女在实质意义上的平等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还应从社会性别平等视角促进法律的实施，增强政策运用的社会性别敏感，评估法律政策是否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女性产生不同的影响，并据此作出适时而必要的调整，从而避免、减少直至消除实际上对女性的不利对待。

生育和抚养劳动不仅是对孩子和家庭的投资，更是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因为社会将从这些未来的国家栋梁、潜在的雇员和纳税人中受益。在宪法规范的表述中，母亲的外延范围较广，应该涵盖孕妇、丧失子女的母亲、生母、养母、继母等主体。

[48] 参见翟国强：《宪法权利的价值根基》，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95页。女性和母亲在概念上多有重合，具有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